草鞋县长邓谷

      浠水自南北朝时立县以来，历任浠水县令、县长不知凡几，他们到浠水来上任，不是走马，就是坐轿，亦或坐车，而在民国时期，有一位县长却是穿着草鞋，步行而来，他就是官声颇佳、对浠水教育造益颇多、曾两任县长的邓谷先生，民间戏称他为“草鞋县长”。

      邓谷，字治安，1902年6月出生在浠水县城南门外，文峰宝塔之下。父亲青少年时，家境贫寒，曾在县城开米铺，后失败，回家开中药店，兼种佃田。母亲为农家妇女，操持家务，擅长手工纺线，对子女管教甚严，常对他们说：不能随便要人家东西。人家给东西你吃，你就跑开。这些朴素而传统的教育对邓谷影响很深。十二、三岁时，邓谷进入县城莲花池高等小学读书，后考取湖北省法政专门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在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常常是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领头高呼口号。1926年大革命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 他从法政专门学校休学，回到县城任浠水县党部清算委员会委员，负责清算前任县知事以及土豪劣绅的财产。与他共事的大多是不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不久，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土豪劣绅开始了反攻倒算。1927年春，邓谷离开浠水，返汉进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办的文官养成所学习。当时董必武、何羽道两人都在这个养成所任教。邓在所内还担任武昌市党部三区三分部宣传委员，并是国民党武昌市代表大会代表。在这里，他还参加了中国济难会。学习六个月后结业，董必武指定他在结业典礼上发言，并甚感满意，有培养他转党之意。此间，桂系军阀夏斗寅率部经过浠水，大肆搜捕党部人员，打击革命，浠水县国民党党部和各民众团体走的走，散的散。此时适逢邓从省党部文官养成所结业，省党部就派邓和谢鹤、及一位广济青年到浠水负责党部事宜，谢任常委，邓任宣传部长，他迅速编印了一本反对军阀夏斗寅的宣传册子，散发全县各地。   

      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的消息，邓在浠水是一无所知。一天，他接到省党部“星夜来省”的电报，即赶往武昌，由于轮船都作军运，无法过江，以至沿途耽搁了三天，当他赶到武昌省党部时，董必武等人已经离开了，青年部长邓初民接待了他，叫他到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他看到邓初民发表的《回到三民主义怀抱来》的文章，方知道时局有了变化。学习完后，他仍回到浠水负责党务工作。不久，蒋介石透过所谓的“南京特别委员会”，利用湘桂两系军阀的矛盾，进行“西征”。邓谷发表了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电报，但武汉的报纸没登，而南昌的报纸却是全文照发。这震怒了桂系新派的浠水县长皮宗荣，欲逮捕邓谷，后经人从中解释和周旋方罢。1928年初，邓谷又到武昌湖北省法政专门学校复学了。 

      1928年夏，邓谷从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这时，刚恢复的湖北省（国民）党部进行党员登记，为了找工作的需要，邓谷到省党部进行了登记，并再次参加了三个星期的学习，结业后，被派往武昌市党部任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后改任组织部长。一天，省立第一中学请他去演讲，他即以“革命的道理”为题，大讲一番，大意是说革命第一阶段是造反，要轰轰烈烈；第二阶段是抄翻，要破除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旧制度、旧习惯；第三阶段是反正，即把社会引上正当发展的轨道。讲毕，听讲的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事传到省党部宣传部长的耳朵里，认为他思想右倾，要他检讨，他支吾其词，不了了之。

      在蒋桂战争中，他开始参与反对桂系，桂系占据武汉，他只得去职，不得不从时任湖北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本家族叔邓济安处得到一张宜昌地方法院书记官的派令，在蒋介石到达武汉的前一天离开武汉前往宜昌任职。不久，友人给他寄来一张报纸，那上面刊登了南京国民党三中全会以“附逆有据”的罪名，开除十余人党籍的消息，邓谷名列第一。桂系败退，邓又反对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过了一段时间，见武汉方面对他没什么动静，邓遂应友人之约，回到武昌，出任私立张楚中学总务主任。期间，学校有进步师生遭当局逮捕杀戮，邓曾小心地保护了一些进步师生，后来得知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一次，蒋介石来汉，召见武汉教育人士，张楚中学在被召之列。学校派邓前往。会上，蒋介石训了一通后，要大家发言，众人附和说“没意见”。这时，蒋介石整理了一下面前的名片，昂首发问：哪位是张楚中学的代表邓谷先生？邓起身应答。蒋问：贵校为何叫张楚？邓谷心里明白：这张楚校名的来历，一是因为武汉是古楚国，学校在武汉，名与地合；二是因为历史上有陈胜、吴广率领农民起义，反对暴秦，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就取名“张楚”。借用张楚作校名，明显含有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意思。现在老蒋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如何作答？邓急中生智，回答说：当时学校创办的时候，有位饱读经书的董事以为我校地处古楚国，我们要张大楚国，所以就叫张楚。蒋介石听了，又问：没有旁的意思？邓回答：没有！事后，邓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

      1935年，他又应友人之约，回到浠水，出任浠水森林染织两科职业中学教务主任。他提出开本办学的意见，达到学生从群众中来，毕业后回到群众中去能够用其学，展其才的办学目标，得到校长赞同。此后，他积极协助校长狠抓森林、染织两科实用技术的教学，举办学生成果展览，带头购买学生种植的苗木和染织品，学校影响不断扩大，他自己也深受学生敬重。 

      抗战爆发后，他再次应朋友邀约，出任老河口警察局总务科长。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防止汉奸和盗贼，领导群众构筑大规模的防空设施，安定人心，流通经济。1938年，邓调任谷城县政府秘书。他发展黄子萍女士任谷城县妇女协会主席。黄的丈夫原是贺龙部队的一位参谋长，后在抵抗蒋介石的战斗中阵亡。黄自己也因抗日而解送南京，被判刑八年，国共合作后释放。此次重新参加抗日，热情高涨，工作很是出色。尤其是在发展广大妇女参加纺织合作社方面影响日益扩大。不想这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认为谷城共党活跃，邓谷也因为经常同黄子萍联系，支持她们的工作而受到特务的盯梢。这时，邓谷的学生张杰从浠水职业中学毕业后，在延安抗大学习，来信征求老师对自己未来走向的意见，邓则劝他留在北方（延安）。这信件被国民党特工检查了，因而邓谷被“确认”为“鄂北共党的总负责人”。幸得友人密信，他才得以挂冠而去。 

      1940年元旦，邓谷从属于第五战区的谷城来到属于第六战区的宜昌，在宜昌地区简易师范学校谋到了训育主任的职位，又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4月间，宜昌专员李石樵（浠水人）调任襄阳专员，临行前，他找到邓谷，问：你怕不怕打仗？邓答曰：我们抗日就是要打仗，怕打仗还抗什么日？李当即要他随行出任襄阳专署秘书。邓表示同意。当李、邓到达襄阳的第二天，日寇就从钟祥旧口渡河，放火焚烧汉水以东的村庄，火光烛天，蔓延数百里，炮弹已经打倒了襄樊城。由于守军已经撤离，邓谷只得收拾保安连，维护老百姓在夜色的掩护下缓缓撤退。 

      日寇占领襄樊后，出于战略考虑，随即就撤退了。李石樵率领僚属回到襄阳办公。这时李还兼任第五战区保安司令、襄樊警备司令和防空总指挥、第五战区动员委员会主任等职，所以专署的事务实际是由邓谷这个秘书全权处理。一天，他从收进的文件中看到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发来的电报，要襄阳专署将“谷城事件”中寄押的七十余人犯，派妥员押解到恩施（此时省政府在恩施）“法办”。他大吃一惊，料想自己那次星夜离开谷城后，黄子萍及纺织合作社的人一定被国民党特工逮捕了。他急忙向李石樵说明情况：这纺织合作社是李范一创办的，李是留美学生，曾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他的纺织合作社是专门生产的。这抗日不生产还行吗？作为地方政府理当支持，这有什么错？而军统特工硬说我是“异党中心人物”，这分明是党争。也是误会。他还将黄子萍的情况也向李作了说明。并对李说：这事还得专员出面解决。李问：如何出面？邓回答：从襄阳到恩深，千里迢迢，万山重叠，羊肠小道，七十多人如何走？一旦出事，岂不麻烦？再说，五战区的事情为什么要到他六战区去解决？所以请专员亲自到老河口向李宗仁长官面陈，请他出面电复陈司令长官。李石樵第二天就到老河口，面见李宗仁，李宗仁当然是坚决主张五战区的事情由五战区解决。这样，李石樵就到谷城将羁押的七十多人全部开释。 

      为配合守军汤恩伯部阻击日军，邓谷在汤部85军军部住了相当一段时日，负责所有动员方案的审定和军民行动的协调。 

      1941年春，李石樵派邓谷到恩施参加省干训团学习，结业后，省民政厅意欲派邓谷出任谷城县长。考虑到各种矛盾和自己的处境，他回绝了，表示仍旧回任原职。当他回到襄阳，李石樵已派人接替了他的秘书职务。刚巧这时家里来了电报，说父亲去世，要他速归。他便乘势回到浠水老家。居家数月，浠水张楚中学（武汉张楚中学迁到浠水的一部分）请他教书，他欣然允诺，重上讲台。 

      1942年，湖北省政府调李石樵任鄂东行署主任。李一到黄冈地界，就打电话找到邓谷，要他担任行署秘书处秘书兼第二科科长，他再次同李一起了。不久，行署和鄂东挺进军司令部迁到三里畈办公。当时，日寇步步紧逼，而行署和挺进军司令部则一味逃避式搬迁，对此，邓谷深以为憾，他认为只要军政当局稍加防御阻击，也不至于日寇攻陷金寨，纵火而出。 

      1943年上半年，驻扎在浠水朱荷湾的鄂东挺进军第十七纵队纪律败坏，强取民众财物，连官少爷的摇篮也向老百姓强索，纵队司令王丹侯更是让百姓恨之入骨。新四军鉴于人民的痛苦，欲将其剿灭，便大举进攻朱荷湾。县政府也设在朱荷湾，当然同时受剿。此役，新四军大获全胜，只是跑了王丹候和县长高浪钧。而王、高意欲将这次的损失从百姓手中捞回，变本加厉地搜刮，全县乡村无不鸡飞狗跳。李石樵在巡视了浠水、蕲春、黄梅、广济后，见浠水如此情景，便决定派邓谷回浠水任县长，邓开始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搞文字工作的，不能胜任县长大任。李便以爱乡大义相责，邓只好在1944年农历正月初二打着雨伞，单枪匹马，赤脚草鞋，徒步而归。 

      邓谷到任后，在人事上除聘请留日回来的程先明担任县府秘书外，其余仍旧各供原职。用程，是为了日后便于同驻扎在巴河、兰溪的日军打交道。在办公地点上，他不同意以前的“逃避”办法，将县政府从朱荷湾迁回县城，将原莲花池学校闲置的房屋加以整修，用作办公。他还派人清扫县城街道，这一扫就扫去了过去笼罩在县城的“惧日”阴影，扫出了新县长的形象，人们精神为之一振。 

      当时浠水沿江的巴河、兰溪两镇都驻有日军，为防其进攻，邓谷利用当时的汉流帮会，在日军驻地、中途都安排有坐探、行探，日寇的一切行动都在掌握中。 

      最令他头疼的不是日军，而是驻扎在浠水的地方武装。当时县城东南面从洗马直到蒋山一带，驻有国民党第21集团军（广西军）的一个团，这些部队是“国军”，对地方索要较少。而驻扎在浠水的鄂东挺进军第十六、十七纵队，因是地方武装，而且纪律又极差，粮草、役夫需要量大，百姓深以为苦。前任县长高浪钧为了应付差事，更为了中饱私囊，组织了一个特种工作队，带着短枪，在浠水至兰溪、浠水至巴河两条交通要道的中途检查进出商运，不论是何种商品，凡是运出的，都视作资敌，一律没收；而运进的，则说你是“日货”，也要没收。若用金钱买通，则不论什么货，都可以放行。这不仅扰民，而且直接影响抗战。邓谷到任的第一号布告，就是撤消这特种工作队，并宣布除猪棕、桐油、锅铁等特殊物资外，其它日常用品自由贸易。这大大缓解了因日寇封锁而带来的民众生活痛苦。 

      邓上任的第二件事是将县自卫中队队长王某撤职。这王某人倚仗曾三任浠水县长、时任县参议长的皮宗荣等人的势力，胡作非为，把农民带来修筑碉堡的工具全部留取，农民敢怒不敢言。邓谷早有所知。到任第二天，他就召集县中队全体官兵训话：“你们大多来自农村，知道农民的苦处。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时刻维护他们，而不是欺压他们。王队长违法乱纪，理应撤职，另派戴石安接替。” 

      当时浠水赌博风盛，农村从正月发端，一直要赌到三、四月。邓谷严厉查禁，不稍假词色。对穷人则是罚款，对富人则罚劳役。他的祖叔邓少访，在邓姓中还是个头面人物，因在做“土地会”期间于家中赌博，邓谷得报，立即派查禁人员将其抓进看守所，然后，每日派县中队的人带枪将其押到县政府办公的莲花池边的空地上开荒种菜，以示惩戒。此事一经传开，赌风大煞。 

      自日寇入侵，全县中小学都被迫停办。邓谷发动各乡镇开明士绅组织校懂会，筹措经费，聘请合格教员，使大多数学校先后复学。 

      整顿财政，是邓谷最用力的一件事情。早在他从襄阳回老家时，母亲就对他说：几乎每天早上一打开大门，收抗战钱的保长就已经站在门外等着。他一经打听，原来是县政府收取抗战经费，如果一块钱派到保，要变成十块，县政府还不能如期到手。他在鄂东行署的时候，就提出要革除这个弊病。当了县长后，他在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提出：大家充分估计全年所需抗战经费总额，附带田亩造券征收，每亩附征一元，从一亩起征，一亩以下免征。商业则由县政府按商户大小一次摊派下去，同样造券征收。这样避免中饱私囊，也免除民众不时之扰。虽然这个方案上报后，没有得到省府的批准，但他我行我素地执行了。在管理上，他实行收、支、存、核四权分立的制度：收入的款项，由征收机关每日造表送交银行代理金库存储；开支由领用机关填报请款书，县政府核发支付令，再到银行金库取款；领用机关每月造册连同单据一并送交县财务委员会审核。这对避免财政混乱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他还利用挺进军、县党部、三青团、县参议会等组织开展的“抗敌剿匪宣传运动”，大讲自己的各项政令，而对“剿匪”（共）只字不提。这引起挺进军的不满。一天，驻扎在里店铺的挺进军第十八纵队司令王啸峰发来代电，说政府断绝驻军粮草供应，并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将来出现兵变，由贵县长负责。”邓不胜惊愕，因为对驻军的粮草及役夫从未断绝，只是要求驻军将驻扎在各乡的部队番号、人数提供给县政府，以便据实核拨，而不能让官兵直接到农户中索取。

      同样，在县府抓到中共冈浠县委主要负责人刘浩时，他派人秘密给刘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还给了一些钱，让刘走了。他对办事的得力人员说：这些人也是救苦救难的。我是中国济难会的会员，应该帮他们一把。对上面分送来的新四军五师突围中落下的人员，邓谷在按要求“集训”了十天后，不仅全部放走，而且发给路费和通行证。 

      当了三、四个月的县长后，邓谷就向省府递上了辞呈，但省府不理。后来，他干脆带上行李住到了省城，坚辞县长。由于无钱，他只得住在原张楚中学的图书馆里。住了半个月，还是没批准，他只得回县。虽然本意坚辞，但实际行动上本着为家乡人民着想，他还是积极做了一些事情：一是筹划开办蔗糖加工厂，以适应迅速发展的甘蔗种植业。当时浠水每年出产甘蔗40万担，这项由冲破日军经济封锁而兴起的产业亟待加强。可惜的是由于经费问题，最终此事没办成。二是争取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支持，划拨救济物资，开办浠水县卫生院，改善了全县人民的医疗条件。三是大力整修沿江干堤和内地塘堰，防汛抗旱，发展生产。四是发展教育，将本部设在豹龙庙的浠水中学迁到分部阎家河，并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排除万难，拨出经费，加以维修扩建，使其盛极一时。这也算是他赢得后人赞誉的重要一点。五是发展交通，利用救济物资，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通了县城至兰溪镇的公路，并鼓励大地主易斗垣私人购买了一部客车，开创了浠水客运先河。 

      1948年下半年，刘邓大军一部快要到达浠水，省保安司令部新派一姓范的高级参谋来浠水，表面上说是帮助邓谷布置防务，实际上监视邓谷，怕他异动。邓谷有意试探范高参的胆量，也是为了挤走他，就在刘邓大军即将临城的时候故意拖延不撤退，急得范象热锅上的蚂蚁。而在撤退的时候又专拣小路走，而且是在夜晚。结果范高参把月光下的池塘当成了大路，掉进池塘里，弄得全身湿透，第天就跑回省城不再来了。后来，刘、邓在浠水三角山一带布置清水河战役，邓谷得报后，仍然采用撤退的办法，一退就退到江边的巴河。是夜，当解放军追到巴河的时候，他已经上了长江中的江心洲。次日清晨，他打电话给黄州专署，大发脾气。专署说：你不要烦恼，已经派人前来接替你了。于是，邓谷就在长江中的江心洲上将县长的担子撂给了前来接任的何庭芳。 

      无官一身轻。邓谷愉快地到浠水中学当上了教员。次年四月，浠水全境解放，他同浠水中学的全体师生一起上街欢迎解放军进城。解放军政委张若谷对他并不陌生，叫他负责支前委员会的工作。他回到学校，同校长蔡天民商量交接，蔡说：徐文煌（曾任老河口市公安局长，后任湖北省水上公安局局长）已经到县委帮忙去了 ，你又走了，学校的工作就有问题。况且你不是中共党员，在工作上有考虑的余地。邓谷自己也觉得这支前委员会的工作同以前他当县长时办军差一样，很难应付，因而向张政委辞谢了。 

      县公安局听说邓谷不为革命帮忙，要他填写伪方人员登记表。他填表后，参加了在县城隍庙中心小学设立的伪方人员培训班。副县长刘浩负责这个班的事情，要他当学习组长。在学习中，他讲了《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学习结束后，他没回学校，而与浠水著名工商界人士吴仲介筹组浠水第一工场，生产毛巾、肥皂和纺织品等，但由于设备落后，加之技术跟不上，产品质量不佳，销路不畅。1950年春季开学时，张若谷又叫他回学校任教。1951年他被调到麻城高中任教，以后又调到黄冈中学、黄冈师范等地任教。1955年，政法部门以历史问题，将他判刑五年，送沙洋农场劳改。直到1975年，他才从农场转业回到原籍。当地干部为他兴建了三小间土砖瓦房，县民政局按照有关政策每月发给生活费。他自己则在房前屋后种菜、养鸡，甚至是提篮小卖，坚持“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一个人生活，不要儿女接济。应县志办公室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邀请，他撰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但却拒收付给他的稿费。 

      1991年7月病逝。临终前口授遗嘱：一切从简，不接受任何馈送，唯联语例外。结果除有关方面送了花圈外，生前同事、友好、学生送了不少的挽联，其中有云：爱国忧民，一身正气；任教从政，两袖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