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2012年春节，门前一地的鞭炮炸成一团团血色“花儿″，而我父亲忽然从口里吐出几团血，正好压在细碎的鞭炮屑上。 县医院治不好，就去武汉同济医院。在同济，住了几天。当父亲看到每天高额费用，当他听到实习生说他病情不一般，而且估计得终生离不开医院时，脸色一沉，立马自己取了针，嚷着不住院了。他大呼小叫：“我老大两孩读书，老二的儿子自小患重病，每年的药费达几万。把我治好，他们不就垮了？我活了六十几，死也死得。” 父亲一生牛脾气，犟，说出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无论我们怎么做工作，九头牛也拉不回。没办法，开了些药，我们悻悻离去。但透过后视镜，我依然看到面色凝重的父亲隐隐含着忧伤和无奈。 六月份，父亲病疾加深，生命垂危。县里医生摇头：“拖回去吧，还有一口气…” 我不相信父亲会离开我们的。父亲年轻时多健壮，行如风站如松坐如钟。曾经他一双手能把石滚举起；一条“冲担”挑起四捆稻谷；农忙时，他起五更睡半夜劳作也不累；农闲时，他烧土窑里的泥瓦，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大火熏得满脸漆黑，只有血红的眼睛能让人看得见他。 那时候，我在外地，不断地打医生的电话，医生最后建议就近去长江那边的黄石，医生联系了救护车。而那个时候，老家亲戚已自发帮我们张罗父亲后事，订好了棺材寿衣，也邀约好锣鼓唢呐热闹的班子。 我是天黑时急匆匆赶到黄石。父亲全身插满了管子，心电图仪器在他身边一直闪烁着幽蓝神秘的光芒。我和母亲一直守候在父亲身边，两眼死死盯着心电图，害怕风吹草动，害怕他三长两短。夜半时分，父亲醒来，他颤抖地摸着我和母亲的手，眼睛渗出泪花。 黄石医生救了父亲的命。“老人家，您是尿毒症，不是什么要生要死的病。就是在您手上造个“瘘”，每周透析两三次，把血中的毒滤掉。您也不必担心高额医疗费，国家政策好，大部分给您报销，相信小部分您儿子有那个能力出，他们又不是不会挣钱？不治，那叫错死！冤死！” 母亲千恩万谢，我破涕为笑，父亲欣然点头，而父亲何尝不曾有过求生的希望？ 直到第二年下半年，父亲终于从黄石转院到县中医院就近透析。多好，一方面解决了父母亲路途遥远的舟车劳顿，另一方面，更加充分地享受医保政策，减缓了家庭经济压力。 父亲一生脾气不好，声音大，人又犟。母亲常常笑着说：“像头牛，不开化（较真）。” 譬如他要喝水，声音很大，“端水来”。旁人一不小心，吓了一跳。母亲就端来水。他又吼，“太烫了”。母亲就用嘴巴吹一会，凉了。譬如，透析完，人有些虚脱，不能动，但要上卫生间，而母亲刚好去微波炉加热他要吃的饭菜，不在他身边。父亲就瞪着眼睛喊：“死哪去了？我要上厕所。”远远听到吼声的母亲一路小跑过来。旁边病友看不下去，说：“这人要不得，病就病了，还像个皇帝”。母亲则乐呵呵地向那人摆手，她怕伤着父亲的“玻璃心”。 母亲和父亲生活了几十年，母亲太了解父亲，母亲从不把父亲的吼呀喊呀放进心里去。母亲最多说：“像牛，不讲理。”其实，别看父亲颐指气使，耀武扬威，不过就是纸老虎，家中大事小事还得听母亲，父亲从没向母亲扬过拳头。 有一次，母亲带父亲去透析，不知为何父亲有些烦躁，口里嘀嘀咕咕、骂骂咧咧。母亲笑着说：“又'牛'起来了？再骂，把你这老家伙推下岸去，免得我一辈子为你劳心费力。” 父亲叹气说，“你舍得推？要是坠下去多好，一了百了，免得折磨你。对不起…”父亲说着说着伤感起来，眼睛泛起泪光。母亲禁不住泪流满面。走近，扶着父亲，继续走着那人生曲折坎坷的路。 父亲是永远离不开母亲的。大集体时代，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那时活重，吃不饱。每遇工地加餐改善伙食，父亲舍不得多吃，就打好包，揣在身上，连夜走十几里山路送回给母亲，第二天鸡叫五更起床，披着霜露赶往工地。田地承包到户时，很多人忙完春种秋收，就去城里做工，而父亲不，日日里背着个“檀树弯弓"，拎着木锤、纺线竹子车，挨家挨户给结婚出嫁人家弹棉花、置新絮。收工回家，踩着月光和母亲一道给油菜苗浇水给菜园扯杂草。后来，即使去外地，也顶多十天半个月回一趟家。母亲说：“念家”。 父亲身患尿毒病已经多年，而照顾父亲寻医问药及吃喝起居全然落在母亲身上。我们不忍心，希望请人分担，但父母亲异口同声：“不需要，即便请别人，也不放心。”父亲住院的日子里，母亲要么在床边支个帆布小床，要么和父亲一起挤在病床之上。 某一天，我放假，替换母亲。在医院八楼上，父亲挪到窗前，挺直站立，目光一刻不停地注视窗外。我疑惑。父亲手指医院大门，“你看，你母亲快出医院了。你看，你母亲是不是老得很快？”我开玩笑：“您也真是，老娘不是天天在您身边，才走一会，你就舍不得？”父亲没有回答。我看他一直用目光把母亲送到金秋的风中送到苍茫的人海中。 这些年，我们兄弟和姐姐一直在外地工作生活，回乡屈指可数。唯有长假，唯有春节，才短暂地接过母亲的"衣钵"。只有这段时间，我才能和弟弟轮番接送父亲透析。每年初一，我们不是先去走亲访友，而是和父亲一起去医院。记得有一次，天还在黑暗之中，弟弟跑过来敲我家门，老头老娘不见了。我想他们肯定去医院了。遂打电话，果然父母在去医院的路上。他们不想我们大年初一开车送他们。 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启动车子，打开雾灯，循着他们必经之路去追。在大雾里，父亲借着手电筒的亮光，吃力前行。而这时，身后弟弟的车子响着喇叭赶来。 父亲责怪我们不该来。他说，以前去县里赶集，身上挑着一两百斤的猪崽，不也是走了三十多里？母亲说年年大年初一让你们送，心里有愧。 那天凌晨，我们四个人索性开两辆车子，冲破重重迷雾和幽暗，在曙光降临时，赶到县中医院透析楼。 2016年年底，父亲每况愈下，骨折，中风，又是肺癌，辗转多家医院。 2017年那个秋天，也是父亲最后一个秋天，我携孩子赶往医院探视。那时，父亲尚且能动，但手边要有拐杖和轮椅。父亲忧伤地看着我们，甚至是哭。他哽咽地说：“我怕是看不到孙女出嫁、孙儿结婚的那一天。好世界，没看够…” 那时候，我悲哀地看到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父亲，像被吸干了水，干枯、瘦小、弯曲，如同晾晒多年的一把柴。那日，我执意要用手去按摩父亲的双脚。那双脚像两根枯竹竿，破损、干裂，只剩下褐色的皮。近来，又一直麻木酸痛。 “没事的。”在父亲缩过双腿的刹那，我紧紧抓住。让父亲躺好。强行压着，挽起衣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反复推拿敲打。 那一日，我们推着父亲去逛商场，特地买了过冬过年的棉衣、棉裤。当父亲穿上时，顿觉精神清爽，焕然一新，而那一双黄色皮鞋，父亲试了一下，搁置一边，留作春节穿。 没有人知道，那双父亲终是没能在春节穿上的黄色皮鞋，成了父亲的遗物，我一直珍藏起来。没有人知道，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我会悄悄把它取出，端详，凝视，会把它穿在自己的脚上，轻轻地踩在地板上，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又几步。 2018年1月6日，我在微信圈里写道：草木的骨骼，泥土的肉身。草木折腰，身陷大地。肉身剥落，散落成尘。我们用一场盛大的仪式送父亲远行，走进时间的虚无里。 办完葬礼，我们还沉浸于一片空茫和恍惚之中。这时，母亲平静地把我们集中在一起。母亲依父亲遗嘱，每人分了一万元。母亲说：“你父亲病了多年，自觉得拖累你们，心中有欠。这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母亲又打开一块蓝格手帕，里面有几千元。她说：“这些钱你父亲一直包好放在身上，他让我在他死后发给你们，他说会保佑你们的。” 手捏那散发父亲体温的人民币，我们不约而同抬起头，无声地瞧着厅堂的墙上。父亲正端坐在黑色边框的照片上。此时，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微笑，静静地注视着大家。 现在已是人间四月天。我坐在故乡的窗前，写下山峦青黛，写下绿水长流，写下远墟含烟、燕子回还、以及打湿四月的雨水。我写下一行行文字，寄给多年来只有在梦里回归，永远遥远的父亲。
